這些天，無論我走到哪里，在國內還是國外，人們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那就是美國的政治體系怎么了？作為受益于、而且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益于移民、貿易和科技創新的國家，美國為何會突然出現反移民、反創新的保護主義？為什么一些極左翼人士、乃至更多的極右翼人士將粗暴的民粹主義奉為圭臬？民粹主義承諾要回到不可能重現的過去，而這樣的過去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甚至根本都不曾存在過。

的確，一種對全球化、移民和技術，甚至變化本身的焦慮籠罩了美國。這并不新鮮，它和蔓延全球的不滿情緒并無不同，這種情緒經常體現為對國際性機構、貿易協議和移民的懷疑態度。從英國最近投票脫歐以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黨派的崛起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

這種不滿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恐懼，而這種恐懼的根源并非經濟。如今一些美國人流露出來的反移民、反墨西哥人、反穆斯林和反難民情緒與過去的本土主義運動遙相呼應，比如1798年的《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19世紀中葉出現的“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s）、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反亞洲情緒以及其他類似情況。在這樣的階段，會有人告訴美國民眾，只要控制住某些威脅美國的團體或思潮，他們就能重拾昔日的輝煌。過去，我們曾經克服過這些恐懼，今天，我們會一如既往。

但某些不滿情緒是根植于對長期經濟力量的合理焦慮。幾十年來，生產率增速下降和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放慢。全球化和自動化降低了工人的位置，削弱了他們獲得一份體面收入的能力。太多原本能成為物理學家和工程師的人才在金融業埋頭于資金運作，而未能將其才干用于實體經濟中的創新。大企業和精英們遵循的規則似乎往往和普通民眾不同，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似乎只是加劇了他們與民眾之間的鴻溝。

因此，有人在操縱這一切的主張得到這么多人認同一點兒也不奇怪。但出現這種可以理解的挫敗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政客煽風點火，火上澆油。要記住，資本主義一直是世界繁榮迄今最大的推動力和機遇所在，這一點很重要。

在過去25年中，極貧困人口的比例已從近40％降至10％以下。去年，美國居民的收入實現了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增幅，貧困人口占比也出現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大降幅。實際工資在這個經濟周期的增速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高的。當前政治論戰背后的一些焦慮情緒源于全球化和技術轉型，但如果沒有全球化和技術轉型，就不可能取得這些成績。

這就是當今世界的悖論。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繁榮，我們的社會卻充斥著不確定性和不安情緒。我們面臨著選擇——要么退回到封閉的舊經濟中，要么奮勇向前，承認全球化會帶來的貧富差距加劇，但同時努力讓全球經濟為所有人帶來福祉，而不僅僅是那些處在社會頂層的人獨享紅利。

為善之力

盈利動機可以給公眾利益帶來巨大動力，推動企業創造出消費者贊不絕口的產品，促使銀行向成長之中的公司放貸。但這樣的動機本身并不能帶來廣泛共享的繁榮和增長。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自主運行的市場可能崩潰。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包括《經濟學人》討論過的壟斷傾向和尋租行為、企業未能考慮到決策對他人造成的環境污染影響，以及各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可能導致消費者面對危險產品或過于昂貴的醫療保險。

更根本的一點是，代表少數人利益、而不對大多數負責的資本主義是對全體的威脅。能消除貧富差距并實現全面增長的經濟體才更成功。1％的人控制99％的財富，這樣的社會絕不會穩定。貧富差距并不是新鮮事，但就像貧民區的孩子能看到附近的摩天大樓那樣，技術讓所有使用智能手機的人看到了最有權勢的人過著怎樣的生活。增長超過政府能力的期望值和無處不在的不公平感削弱了人們對制度的信心。如果失去了信任，資本主義和市場就無法再像過去幾百年那樣繼續為人們造福。

這個關于進步和危險的悖論已經存在了幾十年。雖然我對自己的政府八年來取得的成績感到驕傲，但我也始終承認，我們這個聯邦的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總統這份工作就像接力賽跑，它要求每一位總統盡職盡責，帶領我們的國家更向最高夢想靠近。那么，我的繼任者應該向何處邁進呢？

要繼續進步，就要意識到美國經濟是個龐大而復雜的體系。拆分所有的大銀行，或者設置令人望而卻步的高關稅，對此類更激進的改革抽象地說來可能挺吸引人，但經濟并非抽象事物。它絕不僅僅是一塊塊重新設計，然而再組合起來，而且還能不讓人們受到實質性影響。

相反，要充分恢復人們對經濟的信心，并讓努力工作的美國人能在這樣的經濟中大展拳腳，就要解決四大結構性挑戰——提高生產率增速，防止貧富差距加劇，確保所有想就業的人獲得工作，以及為了今后的增長加強經濟韌性。

重塑經濟活力

首先，近幾年出現了難以置信的技術進步，比如互聯網、移動寬帶和設備、人工智能、機器人、先進材料、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個人定制藥物。不過，盡管這些創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但它們并未大幅提高生產率增長指標。過去10年間，美國的生產率增速居G7之首，但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幅都出現了下降。如果不加快經濟增長，無論怎樣進行分配，工資漲幅都無法達到人們的預期。

近年生產率增速放慢的一大阻力是公共和私人投資不足，引發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則是金融危機后遺癥。但這其中也有我們給自己設置的障礙，比如反稅收意識，它基本上切斷了新增公共資金的所有來源；限制赤字，代價是把維護費用推給了我們的下一代，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方面；以及陷于黨爭的政治體系，它讓此前升級改造橋梁和機場的那些跨黨派訴求變得毫無希望。

我們還可以通過營業稅改革來降低法定稅率，通過填補漏洞以及基礎研發方面的公共投資來促進私人投資和創新。以教育為核心的政策很關鍵，它既能加快經濟增長，又能確保大家共享經濟發展成果。這樣的政策包括增加早教資金，加強高中教育，讓更多人負擔得起大學費用以及推廣高質量的職業培訓等。

提高生產率和工資還依賴于在貿易規則下形成全球競爭局面。雖然來自國外的競爭給一些社會群體帶來了不利影響，但貿易對我們的經濟來說利大于弊。出口幫助我們擺脫了衰退。我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顯示，美國出口型企業的平均工資比非出口型企業高18％。因此，我將繼續敦促國會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并推動與歐盟簽署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合作協議（TIPP）。這些協議以及進一步促進貿易的措施將給勞動者和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生存環境。

其次，除了生產率放緩，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貧富差距都在擴大，這種現象在美國最為突出。1979年，1％的美國人獲得了7％的總稅后收入；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7％，增長了一倍多。這是對美國民眾立身之本的本質性挑戰。我們不嫉妒成功，相反，我們渴望成功并欣賞成功人士。實際上，我們對貧富差距的接受程度往往高于許多國家，因為我們相信可以通過努力工作來改善自己的處境，并且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取得更高的成就。

正如亞伯拉罕·林肯所說：“雖然我們絕不會對資本宣戰，但我們確實希望讓最不起眼的人獲得和別人一樣的致富機會。”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就在這里，它破壞了向上的社會流動性。它讓社會階梯的頂端和底部變得“更黏”，下面的人難上去，頂端的人也難失去既有地位。

經濟學家已經為貧富差距擴大羅列了許多原因，比如技術、教育、全球化、工會日漸式微以及最低工資水平下降。這些說法都有道理，而且我們已經在所有這些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我相信，文化和價值觀的改變也是一個主要因素。以前，各層次勞動者的互動較多，比如在教堂、在孩子們的學校以及在市政組織，這限制了公司高管和員工的收入差距。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CEO們從公司回家要花大約20分鐘－30分鐘時間，和普通員工差不多。這個限制因素的削弱乃至消失是如今CEO工資比普通員工高250倍以上的原因之一。

消除貧富差距并實現全面增長的經濟才更為成功。這不僅僅是個道德課題。研究表明，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增長較為脆弱，衰退也較為頻繁。財富集中在上層意味著推動市場經濟體的大眾消費支出變得更少。

美國已經證明情況可以改善。去年，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幅超過了收入最高的人群。據財政部測算，在我任內，我們要讓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到2017年實現18％的收入增長；同時，對于年收入超過800萬美元，也就是處在頂部的那0.1％的家庭，我們將把他們的平均稅率提高近7個百分點。雖然那1％的最富有居民現在從他們的公平份額中拿出了更多的錢，但在我任內進行的稅收調整讓其他家庭收入的增長超過了稅收的變化，而且二者的差距至少高于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任何一屆美國政府。

但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今后，我們需要更積極地采取措施，以便扭轉幾十年來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的局面。工會應該發揮關鍵作用。它們要幫助工人提高收入，但也要有足夠的靈活性，以適應全球性競爭。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為沒有子女的勞動者提供更高的所得稅免稅額，限制高收入家庭的免稅幅度，防止刻苦學習的學生因為大學的高收費失學，確保男女同工同酬，這些措施也都有助于我們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第三，成功的經濟體還依賴于給所有想就業的人提供真正的工作機會。然而，美國壯年勞動者的勞動參與率呈長期下降態勢。1953年，25歲－54歲的男性中不工作的只有3％。現在這個數字是12％。1999年，23％的壯年女性沒有參加工作。現在這個數字是26％。2013年底以來，隨著經濟走強，進入和重新進入勞動者行列的人抵消了老齡化和嬰兒潮一代退休的影響，穩定了勞動參與率，但并未扭轉這個長期不利趨勢。

被動失業會影響生活滿意度、自尊、身體健康和道德水平。阿片類藥物濫用出現了驚人增長，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因過量使用此類藥物死亡或者自殺的數量也在上升，而且這個人群的勞動參與率下降的最為迅猛，這些都和被動失業有關。

讓陷入困境的美國民眾更多地留在就業市場上有很多辦法。比如，為換了工作但無法維持收入水平的勞動者提供工資保險；提高高質量社區大學的入學率，提供切實有效的職業培訓，或者在找工作方面寄予協助，這些都有用。讓更多勞動者可以拿到失業保險亦是如此。帶薪休假、帶薪病假以及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托兒和早教服務則會提高員工和企業的靈活性。改革刑事司法體系，便于刑滿釋放的人重獲工作已經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如能付諸實施，也會提高勞動參與率。

構建更堅實的基礎

最后一點，金融危機大大凸顯了對更具彈性的經濟的需求，這是一種可持續增長的經濟，不會為了當下之權宜而犧牲未來。有了防范系統失靈并保證公平競爭的規則，自由市場才能繁榮發展，對此不應再有任何懷疑。

金融危機過后對華爾街的改革讓我們的金融系統更加穩定，更能支持長期增長，這些措施包括提高美國銀行的資本金，降低對短期資金的依賴，以及加強對一系列機構和市場的監管。大型美國金融機構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隨便融資，這說明市場越來越清楚它們再也不是“太大而不能倒閉”的機構了。我們還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監管部門，也就是“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來追究金融機構的責任。這樣，它們的客戶就會按預先制定的清晰條款獲得有能力償還的貸款。

然而，就算取得了這些進展，影子銀行體系的某些領域仍存在漏洞，住房貸款系統也尚未進行改革。應該探討的課題是基于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繼續前進，而不是開倒車。同時，那些本應該站出來為進一步改革護航的人往往會忽略我們已經取得的進展，反而會對整個體系進行全盤鞭笞。美國人應該討論的是基于這些規則怎樣做得更好，否認已有成就會讓我們更脆弱，而不是更堅韌。

美國人還應該在負面沖擊出現前做更多的準備。在目前的低利率狀態下，財政政策必須在應對今后的經濟滑坡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由貨幣政策獨力承擔穩定國內經濟的重任。不幸的是，糟糕的政治環境可能往往凌駕于合理的經濟之道。在擺脫危機的過程中，我的政府實施的財政擴張力度遠大于許多人真正認識到的——從2009年－2012年，我們通過十多份提案為經濟提供了1.4萬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但每項常識性措施都要和國會爭斗一番，這讓我們消耗了大量精力。我提出的一些財政擴張方案未能實現，國會則以歷史性的債務違約相要挾，迫使我們過早地采取經濟緊縮措施。我的繼任者不應該在需要采取緊急措施的時候還得為之抗爭。相反，為受影響最大的家庭和經濟提供支持，比如發放失業保險，這些應當是順理成章獲得通過的政策。

在經濟狀況良好時保持財政自律，以便在必要時為經濟提供支持，同時履行我們對美國民眾的長期責任，這一點至關重要。憑借《平價醫療法案》取得的進展，比如降低醫療保健成本和限制最富有人群的免稅額度，可以控制政府津貼的增長，從而解決長期財政問題，且不會犧牲投資、遏制增長和機遇。

最后，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要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過去五年中，在促進增長和減少排放之間進行權衡的想法已經被摒棄。美國已將能源行業排放降低6％，這還是在比五年前經濟增長11％的情況下。美國取得的進展也幫助促成了歷史性的巴黎氣候協議，它是我們為后代拯救地球的最好機會。

對未來的希望

美國的政治體系可能會讓人覺得沮喪。相信我，我清楚這一點。但它也是200多年來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源泉。過去八年取得的進展也應該讓世界感到一些希望。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分歧和爭斗，第二次大蕭條還是被拒之門外。金融系統穩定了下來，而且沒有花納稅人一分錢；汽車行業也得到了挽救。我實施的財政刺激措施甚至比羅斯福新政的規模還大，還要更早啟動。我監督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復雜的金融體系改制工作，實施了醫療保健改革，還推出了汽車和發電廠減排新規。

結果一目了然，那就是一個更為持久而且繼續增長的經濟。2010年初至今，私營部門就業機會增加了1500萬個；工資水平上升，貧困人口減少，貧富差距走勢也開始發生反轉；2000多萬美國人獲得了醫保，醫保成本增速則處于50年來的最低點；年度赤字削減了近四分之三；碳排放量也不斷減少。

對所有未竟工作而言，新的基石已經奠定。我們就要開始書寫新的未來。它一定會是經濟的增長，這種增長不光可持續，還會為大家所共享。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為了全體人民，為了子孫后代，繼續致力于和所有國家一同打造更堅實、更繁榮的經濟。

注：作者為美國第44任總統。英文版載于10月8日出版《經濟學人》。